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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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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1-09-1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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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2)


      (三十八)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把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三十九)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面前,我为何不抓住它?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即使来临了,我也未必会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四十)

    【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励志名言www.diyiyulu.com《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申明坤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半边天》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命运也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似乎很意外,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然后,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勇气与果断是多么正确。

    (四十一)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14日上午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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